现在我先不点名，某拆迁户利用拆迁款放高利贷给别人，祸害人间，使家庭支离破碎，请严查严查严查，一、严重扰乱金融秩序。目前，经营民间高利贷者大多注册担保公司。在其批上合法的外衣后，通过自己的手法进行运作。他们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两个方面，以高于银行数倍的利息社向社会集资，通常年息在30%——60%。，此其一；第二，直接利用银行的钱。主要方式是伙同银行工作人员，利用借贷者的相关担保资料从银行贷款。而高利贷经营者放出去的贷款利息在年息60%——300%不等。根据国家个人之间借贷的规定，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，但不能超过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，超出部分的利息不受法律保护。很显然，民间高利贷的利率远远超出国家规定。加之，在利益驱动下，很多老百姓尤其是公务员的资金大量存入这些担保公司，而银行吸储就变得困难很多。而企业借助高利贷偿还银行到期贷款或用于经营，不能真实反映企业流动性状况，掩盖了银行信贷资产的质量。而高利贷借款人在股票、期货市场的投机性行为，也会加剧资本市场的波动，带来潜在的金融风险。这样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民间高利贷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。二、加大企业经营负担。目前，制造业的利润普遍偏低，中小制造企业更低。家电企业只有3%——5%，服装企业5%——8%，而很多贸易型公司的利润更难保证。这些中小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出现资金短缺时，由于难以从银行获取贷款，或者银行贷款周期过长，不得不向担保公司借贷。这些企业在借贷时，不得不咬紧牙关承受高额利息。我们就以年息60%的最低高利贷来算，服装企业用贷来的100万生产，最多只能产生8万的利润，若该企业借款期为一个月，则需要付出5万的利息，借款3个月就需要付出15万的利息。也就是说，借款企业必须能够保证在50天不到的时间还清本息才能持平，一旦还款期延长，则必将亏损，时间越长亏得越多，借得越多，亏得越多。因此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民间高利贷严重加大企业经营负担。三、催生银行系统腐败。大多高利贷经营者与银行工作人员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有的给银行工作人员送干股，有的给银行工作人员直接行贿，有的担保公司直接就是银行工作人员开的，只是他们会找个亲戚或朋友出任担保公司法人或股东。在利益驱动下，银行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与高利贷经营者进行紧密合作，有的帮助担保公司贷款，有的直接将钱先行带给担保公司。这样，我们可以看出，民间高利贷将在很大程度上催生银行系统腐败。四、滋生司法系统犯罪。原茂名市公安局茂港分局局长杨强因受贿获刑一案，披露了其为茂名李振刚黑帮跨省追“债”的事实。此前李振刚及其团伙成员被控组织、领导、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等罪近日在广州市中院受审。经起诉书披露，这个近年来茂名最大的黑帮以放高利贷为主，其保护伞有原茂名公安局刑警支队三大队原副大队长李永才、原茂名市茂港区法院院长严得、原茂名市公安局茂港区分局局长杨强、原茂名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支队长程彬(后三人均另案处理)等。上述官员为什么敢于铤而走险为高利贷经营者催债？原因有二：高利贷经营者在向借款人发放高利贷时，只让借款人出具借条，而且出借方写的也是个人，只写明还款日期，不标明利息。而利息则采取先期扣除的做法，比如借款100万，约定月息5%，若借一个月，客户拿到手的只有不足95万，还得扣除所谓的手续费。这样，非法的高利贷便摇身一变成为合法的民间借贷。这些执法者便能心安理得地为“公民”催讨债务了，此其一；其二，由于高利贷的非法性，经营者在开办所谓的担保公司时就想方设法寻找保护伞，而司法机关的领导是其首选。他们采取腐蚀、利诱、感情等方式迫使相关人员就范。在利益驱动下，在有把柄抓在高利贷经营者手里的情况下，这些公权机关的负责人很自然地充当了犯罪保护伞。另外，一旦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出现问题，高利贷经营者先采取自己的办法进行催讨，比如以生命财产、干扰正常工作、以干扰家庭生活相威胁等，若还是难以成功催讨，他们就会去法院起诉，而这样的官司借款人必败无疑，法院在判决后必将对借款人催讨甚至强制进行执行。这样，法院便变相成为高利贷经营者的催讨机构。相关工作人员明知借款人才是真正受害者，可他们堂而皇之地只认证据，把受害人逼向绝路。其背后黑幕，我们不得而知。因此，民间高利贷将在很大程度上滋生司法系统腐败。
